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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2();两位干警对视一下，柯警官沉思一会，语气也持重了许多：“你认识一个叫宋福生的人吗？”
一声问话打断了红梅的思绪。
“不认识，他是谁？”她把一双大眼睛睁的圆圆的，神态上显得比较平静，心想也许是弄错了，天底下叫自己这么个俗气、亲民还带点革命意味的名字的人，不知有多少呢。稍许，她的眉头就拧到了一起，那信封是自己写的，千真万确，看来他肯定是有事。
柯警官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具血淋淋的无x尸。
今天清晨，在两省交界处不远、k省一方的一个小车站，出站不远处的铁轨旁发现了一具男尸，脑袋已经不知去向，身子扒着搁在那儿，凝固的血斑黑红黑红的，在朝阳里泛着光，惨不忍睹。
铁路派出所的干警分析，不是意外事故，初步认定是卧轨。但不管是那种情况，都得先弄清死者的身份。
从死者的穿着看，不像当地人，于是他们叫车站仅有的两家旅店的店主来认，其中一位中年女人一下子就叫了起来：“住我店的。”
“你怎么这么肯定？”
“他这蓝棉衣很好看，也很扎眼，他住店时，我想能穿得起这么好衣服的人肯定有钱，想多收两个，可后来看他慈眉善眼的，就没忍心。”
其实到底有没多收两个，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现在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
他们随即来到了旅店，先是查了此人的介绍信，介绍信上的名字写的是宋福生，盖的公章是：k省文水县东上关公社。
这介绍信无疑是当时掌握的唯一信息。
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前，居民外出办事，证明自己身份，用的都是介绍信。可以说，离开介绍信，将“寸步难行”。
厂子曾有一位技术员到内地出差，介绍信弄丢了，前去接洽的单位不接待，旅馆不让住，他给单位打长途电话，厂子该部门的主管领导给对方对口部门领导打电话，证明该同志身份，也无济于事。
在特殊时期，这介绍信还兼有路条的作用，搞不好会有血光之灾。有一天，传说有个什么组织流窜到西安，居委会组织人日夜值班，陈技术员刚好回家就顶了个数。晚上人们把守住辖区每条街的路口，任务就是查介绍信。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几个人手持扁担、铁锹、拖把等简易“武器”，到辖区的各个路口张望一番，看到和这个城市好像不协调的人就查介绍信。
到后半夜，夜色茫茫，四周静悄悄，路上行人影踪稀少，连路灯都不时地眨一下眼，他们就无精打彩地手抱家伙坐在马路檐上，骂那个什么组织，偶尔还打一下盹。
突然，前面路口热闹起来了，一堆人乱做一团，也不知从那儿冒出来的，接着一伙人簇拥着一个年青姑娘，连推带搡地过来了，说抓了两个没介绍信的“黑”人。
这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姑娘，细高个，皮肤白净，也就20来岁，很快，人就围成一个圈，把姑娘围在中间，有人问：“那老头是你什么人？”看来，前面那堆人肯定就在“修理”那老头了。
“不认识。”
“不老实。”拳头从四面八方抡过去，姑娘手抱头东躲西藏。
听说这是一个安徽姑娘，到这儿投奔老乡想找个活干，在火车上包被人偷了。一下车就碰到那个老头，那老头说自己是本省徐县的，在此地有亲戚能帮她找工作，于是她下了车就跟着他。
这时一个街道干部走了过来，用力地把人往开拨拉，一边嘴里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打死了不好办。”就这样还有一个男子像要赶上末班车似的，用两手抓着倒退的人群，飞起一条腿，绕过街道干部的腿，使劲地向那姑娘踢去。
他那一抬脚，整个身体飞快一转的影像给陈技术员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她深切地记住了介绍信在那个年月的崇高地位，也勾起了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人之初未必性本善，那姑娘于你又何防，那张介绍信与你又何益，你又何必费那么大劲，大动拳脚呢，莫非有些人天生就有施暴的嗜好，若真如此，那这世界怕永无宁日了。
现在公安人员也是首先依据介绍信展开调查。
他们在死者住宿的房间查看，桌上放着刷牙用具，据此和衣着推断：死者可能是县或公社一级的干部，联系到当时“xx帮”刚垮台，怀疑会不会是线上外逃的人物。
这时进行尸检的公安人员拿来了一封信，确切地说，只有一个信封，收信人：史德龙，发往地址：k省文曲县一中，这更加重了他们的猜疑，是不是牵扯到什么政治问题，现在被安排到亲戚或朋友处避风。于是，根据信封的寄信地址，派柯警官紧急赶往海天机械厂，到厂里一查，没费事就找到了红梅，只是是个姑娘，倒叫人有些意外，这个案件的神秘面纱似乎已经揭去了一半。
柯警官没有告诉她这些，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名字是介绍信上写的。”
停了一下，他说：“那就说说你认识的这个人吧。”这样笼统的说，是想从她的话语中判断死者的身份和她与死者的关系，或许从中能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
“谁，我认识的人多了。”她怕问到那个事，想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