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打烂陈泰的招牌
永历八年四月下旬的第五天，李定国亲自率领步骑兵四万，大小舟船一千三百余艘，火炮一百五十余门，战象二十头，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广州城，一路北上清远，前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昼夜间就扫除了尚可喜部署在外围的几乎所有塘马。
与此同时，南洋水师“新安镇”在水师提督林察的率领下，全军出击，将广州城南面码头边的清军水师全部逼回了水城之内，并在城外连续炮轰了接近两个时辰，最终因为几艘主舰上的弹药消耗近半，才不得不罢手。
周全斌的后军主力也已经在南海卫城集结待命，正准备出发。这次出征参与演练的兵马除了后军的两个营之外，还有五千余新兵。这些新兵将被分成三批，轮流观摩大战，参与攻城行动，特别是清军防守薄弱的从化县城。
原本“戎旗镇”主力改编而来的老本营则是被周全斌派往了从化，担当攻城主力，他们从增城出发，配有十三门攻城重炮，其中便有两门是刚刚在潮州工坊的火炮工坊试验场实验成功，第一批列装部队，用于实战的“破城臼炮”。
而后，李定国大军迅速推进，直接进抵广州城下，并再次选择了上次扎营的地方，安营扎寨，他这一次带来的大军实力相当强悍，单单是精锐便有三万以上，其中六千余是骑兵，还有近万骑马战兵，以及从广西和粤西各府征召来的上万民夫。
高文贵领着八千余大军溯江而上，打造攻城器械，谋划攻城方向，前后不到五日就攻下了仅有七百多名绿营军驻守的清远城。而广州城的另外一道屏障——从化城，早一日就被郑军拿下了。“攻城臼炮”的运用使得郑军的伤亡和物资消耗远小于李定国大军。
与此同时，刘文秀在孙可望的屡次征召之下，再三推辞不掉，不得已之下，也只能接受任命，再次出山领兵。
不过，刘文秀原本就因为孙可望行事乖张，心有芥蒂，虽然领了孙可望的军令，但依旧是不断拖延，四月达到贵阳之后，闲住到了五月初，然后才领着护卫进入湘西，开始巡视同清军接境的靖州，沅州，辰州等地殿前军防务，以及清军在常德，长沙，宝庆等地的部署。
但因为巡营的时候发现孙可望麾下诸军都是只识国主，不认皇帝，他又找理由推辞了孙可望命他统领殿前军主力，出兵湖广的计划，转而访求天文数术，最终错过了清军主力北撤，湖广防务空虚的最佳时间窗口。
至于孙可望，此时依旧在做着取明而代之的称帝美梦，而他知道自己威望不足，李定国之事后，一直担心内部生乱，不愿亲自统兵离开云贵，寄希望于和自己根本不是一条心的刘文秀，这也是导致此次出兵良机错失的最关键因素。
且说，无论是冯双礼，白文选，还是刘文秀，甚至于张虎，张胜等心腹，孙可望自从岔路口之战失利后，无论是进取之心，还是识人用人的本事，都根本就是断崖式下降。
但李定国既然已经如期出兵，就算孙可望在湖广没有行动，明郑这边也不能继续装傻了，张名振接到郑成功的命令之后，旋即领兵三入长江，将整个江南的清军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而太湖的钱达在秘密接收到了充足的铁料和几个铸炮工匠之后，历时近一年，终于在太湖的岛上成功打造出了三门七百到九百斤的火炮，然后趁着清军主力齐聚长江沿岸的时机，出兵常州府宜兴，两天内先后攻下了两座小县城，引得江南清军大震。
钱达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清楚时机未到，他并没有选择死守城池，而是在主动出击，击溃了清军前锋，吓得对方不敢轻易前进之后，见好就收，花三天时间从容地将两座县城府库里面的三千多石粮草，近十万饷银，还有几个县令的家产，甚至城墙上的火炮全部掏空，用船运回了太湖。
但这也彻底激怒了远在北京地顺治皇帝和江南清军，顺治甚至派出了鳌拜亲自前往江南督饷练兵，还缩减了一部分拨往福建的钱粮，崇明-太湖的张名振和钱达两部水师，即将迎来了清军史无前例地联合围剿。
不过，和张名振一样，郑成功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江南的局势即将迎来剧变，正在全力练兵和组织生产建设，泉兴二府的基本经济秩序得到了恢复，一座座沿河修建的工坊和水利设施已经基本完工，许多原本废弃的港口码头不仅重新修缮了，还得到了极大地扩建。
原本因为战争失去了生活来源的百姓很多参与了修路和建筑工坊，不少人还通过了选拔，成为泉兴第一批官营工坊的工人，第一批新设立商社门店的店员，甚至是第一批钱庄的当地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因为商社和海贸两个体系下属的所有实体所有权股份制架构已经基本搭建完成，明郑体系内除了田地之外，有了另外的利益捆绑渠道，泉兴二府并没有继续全面推行屯堡制度，而是把精力放在了落实乡绅地主的减租减息上。
不过，和之前在漳州，潮州，惠州的时候一样，那些没收充公的清廷官员，汉奸富商田地，还是设立了屯堡，供需要安置的流民和因为伤病退伍的部分士兵军官耕种。
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明郑体系内除了某些必要的事情之外，很多东西都并不追求绝对的整齐划一，田产和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的利益补偿的手段，只不过郑成功在政策上更倾斜于后者。
但即便如此，泉兴二府，包括福清县周边地区的道路修建，水利设施建设，村屯学堂建设都依旧在稳步推进，这些都是确保地方安靖和税收，以及国家未来的基础工程。而明郑计划中的货币紧缩政策也因为巨大的投入，不得不开个口子。
当然，羊毛自然是出在羊身上的，这些建设的资金虽然有一部分来自于明郑的财政收入，但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比屯堡体系所属农户更高的那部分税赋，以及其他不用官府付出，而是宗族承担的成本。
这个时候，郑鸿逵在海外与荷兰人的谈判依旧在继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刘文秀做了不好的示范，在明郑的多重打击下，无计可施的荷兰人也采取了“拖”字诀。但郑鸿逵不是孙可望，他有郑成功的支持，直接就对荷兰人下了最后通牒。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荷兰人无法轻易用武力就能解决的对手，和明郑谈判的时候，契约精神和道德准则，便是他们要时刻强调的了。
于是乎，双方关于贸易问题的最终谈判时间也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敲定，郑鸿逵和荷兰人都在为创造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而进行最后的努力。
郑鸿逵加强了对各个港口商队的控制，同时抓紧联系中南半岛和日本，朝鲜。荷兰人则是加强了海岛上的优势，并看中了广州战事重启，明郑的南洋水师分身乏力，而且郑清矛盾愈发激化，开始派出使团，企图借此突破和北京清廷的关系。
在这样的纷繁复杂的局势之下，郑成功也随即开始主持了进攻漳平，兴复福建内陆州府，为第二年的福州大战做准备。